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作者黄益平
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0年-2010年的十年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4%(2000年)降至49%(2000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2010年后消费占比有所回升，2019年升至56%，近期呈现相对平稳的走势。但与别国相比较，这一水平仍然较低，低于美国(82%)、英国(84%)、法国(78%)、日本(75%)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72%)等发展中国家。
消费占GDP比重的指标为什么重要?我认为这涉及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去年，我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消费相对疲软，今年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即消费不强劲，这就导致我国生产者价格非常高，消费者价格比较低，很多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出现困难。
如何看待消费占比较低这一现象?经济学界其实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确实应从过去的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但也有学者认为，凡是依赖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最终都陷入了经济、金融危机。
我个人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是，消费占比应该处于相对恰当的中间值，即重点不在于争论消费能否驱动经济增长，而是需要讨论在整个经济中消费和投资处于怎样的比例是相对恰当的。简单来说，如果消费过度、投资不足，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消费不足、投资过度，最终很可能出现产能过剩。因此，维持恰当的消费比例是必要的，这是支持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
消费相对疲软的背后：收入分配不平等
过去很长时间，在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中，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消费相对疲软。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居民收入的增长慢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我认为，过去消费相对疲软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不平等”。
首先是收入分配不平等。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我国基尼系数(Gini Index)从0.37上升到接近0.48，此后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基尼系数(0-1)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虽然过去十余年，基尼系数走势呈平缓的上下波动，但整体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依然突出。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平均消费倾向(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APC)，通俗来讲就是收入中有多少比例用于消费，剩余部分用于储蓄。一般经验是，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当一国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时，高收入群体拥有很高比例的社会财富，但消费比例并不高;而低收入群体有很多消费需求，但受到收入不足的制约，消费水平有限。这就会导致一国总体消费疲软。
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制约因素，包括社保体系不完善，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大等。有学者测算，如果放松进城农民工的户籍限制，给他们城镇户籍，即使保持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支持因素不变，人均消费水平就可以提高27%。我们之前做过计算，平均来看，一个城市居民的各项消费开支约是农村居民消费开支的2-3倍。因此，农村居民基数仍然较大、城镇化率不高的情况确实会使消费增长受到影响。
综上来看，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会影响消费，也会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从这一角度看，当前讨论共同富裕非常重要。
“共同富裕”四个字，我认为是经济学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常说经济学的最大挑战就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求得均衡，“共同”就是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富裕”就是要注重效率，两个目标的共同实现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
三方面问题值得关注
我们讲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主导的分配。需要强调的是，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主要在于“一次分配”，即怎样更好利用金融市场改善收入分配。
支持共同富裕，金融部门能有哪些作为?我认为有三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深化金融改革，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二是推进金融市场化，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决定;三是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
第一，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有效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展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话，“经济发展是最有效的反贫困手段”。中国到2020年底实现了近1亿人脱贫，在扶贫脱贫期间，政府采取了很多有效政策。事实上，一国最有效的反贫困手段就是快速发展经济，这在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印证。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金融发展相对稳定，客观来看，金融体系支持经济增长应该说非常有效。1979-2018年我国GDP平均增速为9%，其中前三十年(1979-2008年)平均增速为10%。金融体系出现了不少风险因素，如银行不良资产，但没有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林毅夫、蔡昉、李周在合著的《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评价道，中国经济改革历程总体上非常成功，金融也做出了贡献。
我经常关注的一个指标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其含义是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我国这一指标约为3.5，金融危机后至2017年，ICOR增长近一倍。简单来说就是在过去十几年，生产同一单位GDP所需的新增资本投入翻了近一番，这意味着我国金融效率在下降，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减弱可能有关。
自1978年起，中国金融改革几乎是白手起家，花费了很大力气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具有“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三个突出特征。ICOR上升说明，这一套金融体系过去可以有效支持经济增长，但现在金融体系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日益减弱。这一问题不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就会出现问题;如果经济不能实现持续增长，那么共同富裕也将很难实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转变，要求金融体系也要转变。中国已经从中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很快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的发展差别是什么?是中国要从过去粗放型、要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向集约型、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金融体系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包括金融创新、市场化改革、金融开放和金融监管改革等。其中，金融能否支持经济创新涉及到金融结构的调整，要求更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要求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转变业务模式，由过去简单支持粗放式的经济活动转为支持创新活动，比如通过数字金融更好地评估创新风险和回报。
金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对实现共同富裕而言是根本性的前提条件。如果金融模式不能及时转变，经济增长将很难持续，共同富裕也就很难实现。
第二，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特别是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当前居民收入占比相对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劳动报酬收入仅占GDP的47.5%，美国为53.6%，这和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要素没有真正得到同市场风险相匹配的市场回报相关。因此，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高金融回报，尤其是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比例明显偏低，这从根本上说明什么问题?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非常高，但很多储蓄都存放在银行，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无论是活期、定期收益都不高，这与多年来金融体系“管制多”的特点、整个存贷款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有关。如果未来能够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有所上升，那么持有很多存款的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会有所增加，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
更重要的是，现在居民的投资渠道仍然过窄。再多的储蓄存放在银行，存款利率的上升也是有限的，真正的投资渠道应该在资本市场。我们的金融结构要改变，不仅要解决利率市场化的问题，还要更好地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比重。
目前来看，资本市场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尤其当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劳动报酬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应当提供更好的投资渠道，创造更多财产性收入，这对经济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第三，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
尤其要为一些弱势群体，包括低收入阶层、中小微企业、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在国内取得了长足发展，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普惠金融要注重解决“融资难”“投资难”“保险难”三个问题。
金融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我国的数字金融最先解决了“支付难”的问题，并产生了积极成效。我们研究发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方式将农民和外部市场联通，业务模式由原先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逐渐转为平台销售，扩大了他们的职业选择空间，提高了收入。此外，数字金融还帮助很多人平滑了消费。
针对“融资难”问题，一些大科技平台利用平台数据进行信用风险管理，提供“大科技信贷”，有效支持了中小微企业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支持共同富裕。
针对“投资难”问题，许多居民不知道如何投资、向哪里投资，应思考未来能否借助类似智能投顾的数字工具帮助居民，尤其是帮助有一定收入的家庭进行理财管理。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
此外，保险是为居民提供保障的重要渠道，普惠金融也将在“保险难”问题上发挥作用。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相当不错，但现在确实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方面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下降，根本性的问题在于金融服务在一些领域供给不足，最突出的领域就是普惠金融。所以我想，金融领域可以多一些作为，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数字金融、国际金融、农村发展和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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