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0日，在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第26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通过线上形式，就后疫情时代亚洲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作用，与参会人士进行交流。
周小川表示，进入2021年，随着世界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和多国保持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加快。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仍以波浪式在全球蔓延，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加大了防疫抗疫的难度，导致世界呈现多速复苏。亚洲国家最早步入复苏轨道，但是疫情仍成为直接影响经济表现的主要变量。尽管截至今年5月中旬，以色列、阿联酋、新加坡等国的疫苗接种人数已超过了30%，但是，亚洲整体疫苗接种率仍大幅落后于欧美，而且低于全球8%左右的平均水平。亚洲国家需要抓紧治疗病患，加快推进疫苗的生产与接种，加强社会隔离和精准防控等综合措施，与国际社会一起向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提供最为急需的帮助，为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复苏提供坚实的保障。
周小川在会议上谈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后疫情时代，世界需要怎样的经济复苏？二是为实现坚实复苏，亚洲如何吸引新的资金？
首先，世界需要怎样的经济复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全球要“重建更美好的未来”（buildbackbetter）。可以说，当前世界经济需要抓紧弥补缺口，促进经济转型。要重点弥补卫生健康和基础设施缺口，加快向绿色、数字化转型，使复苏更持续，发展更有力，社会更加包容。
就亚洲而言，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暴露了世界各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极限和薄弱环节。多国国内医疗卫生体系结构松散，公立医院负担过重，治疗不够及时有效，应急反应能力严重不足。当前，确保疫苗快速可及和可负担，是亚洲卫生健康系统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日本、中国、韩国、印度作为全球新药和新治疗技术研发的生力军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新冠疫情同时凸显了亚洲内弥补基础设施缺口的必要性，特别是提高软硬件基础设施的韧性，维护供应链稳定和贸易畅通。亚洲各国一方面需要解决能源电力、公路交通、卫生健康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来提高生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要重视跨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亚洲15国去年年底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重要的促进互联互通的软性基础设施。
疫情提升了亚洲对绿色产业革命的再认识。我们知道，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日本达成了《京都议定书》，这是人类历史上以法规形式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第一步；2015年通过《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更强有力的行动计划。新冠疫情下，全世界人民对于可持续发展更为渴求，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责任分享，更是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发展带来的机会分享，是未来的竞争力。亚洲是全球碳减排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2021年全球超过80%的煤炭需求增长可能来自亚洲。2020年，中、日、韩等亚洲国家领导人做出了碳中和的目标承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此外，在全球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亚洲，疫情下加速向数字化转型。制造类企业加速转型为以数据为本的数字企业，强制性的社会隔离、跨境旅游受限产生了远程办公、云会议，政府的公共服务与教育、医疗、金融等各类服务转向线上，数字化平台的数量以及规模也不断扩大。更好地向数字化转型，需要亚洲各国为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制度安排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以及推动WTO和区域贸易协定对电子商务、数字贸易进行的规制。
此外，周小川还谈到疫情下，亚洲如何吸引新资金来稳定宏观经济，弥补发展缺口，促进经济向绿色、数字化转型。
第一，要重视二十国集团的缓债安排和全球及区域金融安全网提供的资金支持选择。我们知道，去年二十国集团（G20）通过了“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DSSI）以及后续债务处理的共同框架。今年4月，G20将DSSI延长至2021年底，同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制定总额为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分配方案。目前，有46个低收入国家申请加入DSSI。IMF也在制定增发和更好地使用SDR的方案。希望IMF能进一步研究赋予SDR更多的国际储备货币功能，使成员国能更灵活地使用和借入SDR，用来应对流动性和公共支出需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亚洲区域金融安全网“清迈协议”也在今年增加了本币出资条款，提高了自主贷款的比例。各层次的金融安全网可以为亚洲国家，特别是疫情下表现脆弱的国家，提供更多的稳定宏观经济的资金支持选择。
第二，重点吸引社会责任投资、中长期以及股权投资的资金。首先，在当前全球低利率的环境下，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应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并考虑将债权转换成股权，来帮助解决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保证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相关产业的前期投资，带动私人投资。同时，引导绿色产业发展，统一绿色金融标准制定，健全绿色信息披露机制，提供更多的信贷、债券和股权产品，吸引全球社会责任投资（ESG）机构的资金进入。ESG机构已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资金提供方，它们投资时重点考察碳排放、清洁技术、再生能源、生物多样性等因素。亚开行和亚投行等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也把绿色作为贷款评审的重要条件，已经或正在讨论停止对火电和涉煤项目投资。此外，亚洲由于拥有众多成长性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的首选目地的。亚洲需要更好地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优化监管框架，更好地吸引股权类风险资金，加快数字化转型。
第三，更好地利用亚洲内部的资金。亚洲经济快速增长使亚洲整体保持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中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全球排名前十的主权财富基金都集中在亚洲。亚洲还有上海、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在聚集全球资本、促进本币合作、投资新业态新领域、服务实体经济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2020年，港交所和上交所在全球首次公开发行筹资规模上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亚洲几大交易所之间还建立了基金互认和投资联通的安排。
亚洲多国还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同时，稳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开放作出了制度性承诺。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倡议、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等区域性、全球性互联互通倡议有效对接，也将有力推动亚洲区内的资金融通。
第四，进一步推动中日投资合作。作为全球的贸易大国和投资大国，中日加强投资合作，可以为两国、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带来急需的新资金和新技术。后疫情时代，绿色产业革命和数字经济转型本身就需要大量新资金，光靠一国财力或国际机构的支持是不能实现的。必须要形成合力，快速聚合资金，发挥各自生产要素优势。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已开展投资合作，中投公司和五家日本金融机构联合成立了中日产业合作基金。
2020年，中日两国在实现“碳中和”上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制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新政。在绿色领域，两国可以通过加强投资合作，推动氢能、氨能等清洁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交流碳市场建设经验和探讨市场联通的可能。在数字经济领域，可以通过投资促进企业进行全产业链的研发和生产合作，满足未来的市场需求。此外，中日两国金融机构还可以进一步推进在第三方市场的投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
最后，周小川谈到“世纪大疫”和百年变局下，人类命运与共，必须携手应对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实现可持续复苏与发展。“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日两国在疫情下守望相助，并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携手共抗疫情，直至最终胜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倡议，“世界和亚洲各国要回应时代呼唤，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朝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我们相信，通过加强合作，弥补现有缺口，促进向未来转型，亚洲将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为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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