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6亿，占总人口比例18.7%，与2010年相比，该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修订版)》预测，在下个十年间，该比重将再提高7.47个百分点，届时，几乎每4人中就将有1人年逾60岁。
老龄化在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均匀。新兴发达城市由于大量中青年的移入，老龄化现象并不明显。如深圳，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5.36%;相应地，抚顺和南通已相继成为60岁及以上人口最先超过30%的两个城市。老牌重工业和资源型城市成为了“锈带”地区，中青年人口不断流出，使这些城市成为未来中国老龄城市的原型和缩影。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兼首席执行官王格玮和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赵耀辉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在发达国家，通常老年人比中青年人有钱，经济支持的净方向，通常是老年人支持自己的中青年子女，但是我国，经济往来的方向总体来说是反的，即老年人得到子女的支持。这种模式有城乡差异:城市总体上是跟发达国家类似，而农村是子女支持父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总体来说，是靠子女支持。
了解老龄化的窗口——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CHARLS是本文作者和团队对我国中老年人口的健康和养老情况所做的全国代表性大样本长期追踪调查。CHARLS样本由/span>
目前老年家庭结构、失能老年人口的护理需求和护理模式
我国老年人越来越多地独立居住。2018年，不到一半(42%)的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这相比于传统的三代同住的居住模式已经截然不同。但是，不与子女同住并不意味着缺乏照料，在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口中，大部分(85%)仍然有子女住在同一个村居或者同一个县区，只有大约15%的人口没有子女在身边，这意味着当父母出现照料需求时，对于绝大多数家庭，子女仍然是可靠的照料来源。
CHARLS调查了受访者基本生活自理的情况，包括了穿衣、洗澡、吃饭、起床、上厕所这些日常基本活动，还考虑了更复杂些的像家务、做饭、购物和吃药等功能性活动。如果把完成这个单子里面任何一项活动有困难而需要他人的照料和帮助叫做失能，那么2018年我国失能老人的规模约为5900万人，占同龄老年人口比重超过了23%。
老年失能情况存在着城乡差别。失能在城镇人口中的比例为17.2%，而在农村中达到26.5%，相差9.3个百分点。这一方面反映出农村人口健康情况较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即年轻人和健康状况好的人外出倾向更高。
照料失能老人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受到照料的失能老人中，至少有一半失能老人需要每月80小时的照料。重度失能老人(定义为完全无法完成某项基本或功能性活动)带来的负担尤为严重，达到105小时。总体来看，失能老人的平均照料时长达到了每月160小时，几乎是对一个全职就业人员的时间需求。
2018年，失能照料几乎全部是家庭承担，进入养老院的只占0.6%。在照料时间最长的主要家庭照料者中，配偶的比例为57%，子女为24%，市场照料(小时工、保姆)只占1.1%。男女老人照料者有显著差别，男性老人照料者更多由配偶提供，而女性老人的照料者主要由子女提供。
未来家庭照料由谁提供以及由谁买单
如图1所示，2018年，我国70-79岁人口平均有近3.4个存活子女，相比之下，50岁至59岁人口只有2个存活子女。这表明，20年间我国的家庭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父母开始迈入60岁，未来的老年人能够依赖的子女数量大幅度减少。另外，我们发现子女迁移已经大规模发生。在60岁以及以上人口的子女中，居住在同村居的占40.8%，居住在同县市但不是同村居的占41.7%，居住在外县市的占17.5%。子女与父母居住距离越来越远，以及子女数量下降都表明，未来20年内，老年人对于社会照料的需求将大幅度上升。
根据CHARLS项目组的测算，2018年，由家庭提供的非正规照料，价值为7829亿元，为当年GDP的0.85%。这些需求，当家庭成员不可用时，将转化为/span>
我们首先看老年人自己的收入。2018年，城镇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中位数为每月2700元，农村老年人为90元。显然，城镇老年人依靠养老金，可以负担得起一个低标准的养老院开支，但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显然远远不够。农村老年人的窘境体现在他们居高不下的就业率，以及对子女的依赖上。所以，当老年人被问到:“如果您将来老了，干不动工作了，您认为生活来源主要将是什么?”时，83%的城镇老年人回答“养老金”，而68%的农村老年人回答“子女”。
另外一个可以用于养老的资源是财富。我国在过去四十年间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对老年人积累财富不利，因为他们享受的高收入时期远远少于年轻人，这使得他们能够积攒财富的时期较短，同时，由于物价水平发生了大幅度的上涨，使得他们早期积攒的银行储蓄贬值了。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仅仅依靠养老金和自己积攒的财产，相当大比例的老年人生活水平将处于贫困线之下，尤其对于农村老年人更是如此。
在发达国家，通常老年人比中青年人有钱，经济支持的净方向，通常是老年人支持自己的中青年子女，但是我国，经济往来的方向总体来说是反的，即老年人得到子女的支持。这种模式有城乡差异:城市总体上是跟发达国家类似，而农村是子女支持父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总体来说，是靠子女支持。
长期照护保险的前景
目前，由于家庭照料的可得性依然很强，因此对商业康养护理产业的需求有限，这解释了为什么大量养老机构难以获得有支付意愿的消费者。不过，随着独生子女年代的父母进入老年阶段，以及家政护理人员工资不断升高，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这一趋势必然发生。但是，未来的养老模式并不是以机构养老为主，即使在发达国家，养老的主体也仍然是家庭。因此，我国政府设定了一个目标，即未来只有3%-4%的老年人通过机构养老，其余的居家养老。无论是居家还是机构养老，期望子女亲自照料都是一个奢想。从数据看，失能老年人的子女大多处于50-60岁年龄段，他们大多数在就业。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成年子女，自己的家庭仍然面临生活压力，很难放弃就业回家照料老人。因此，长期照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很大的财务风险。近年来，政府开展了社会保险筹资模式试点。2016年7月人社部发布《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在15个城市展开试点，并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的挑战有：一是由于试点都是局部施行，因此受益人只能在本地享有护理保障，无法携带。这种地区碎片化的筹资模式，无法解决老年人随子女迁移问题。如果老年人因此而留在当地，就阻碍了子女履行照料责任，反而加重了社会照料的负担。解决这个问题要求长期护理保险在全国层面统筹。二是筹资和支付水平设计缺乏长期考虑。目前城市从农村吸收了大量年轻人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因此长护险受益人数少，在参保人众多而受益人稀少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财务充足的假象，导致政府制定过高的给付标准，而使得未来不可持续。因此长护险试点的成败不能根据短期财务状况评判，必须对失能趋势进行合理评估，达到精算平衡。三是目前的筹资来源大部分地区是职工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目标不同，应该对彼此的责任做一个区分，否则未来对职工医疗保险可能带来巨大的资金风险。
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2年第1期(总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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