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什么是管理?
《组织行为学》开课时，老师便开宗明义：这门课程的主旨就是研究人的工作，是从管理的视角下看人。接着老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是管理?什么是领导力?结合你的经历，谈谈你的看法。”
结合自己的经历，我认为：没有人喜欢管理，尤其是被管理者，管理从某个角度来看就是不信任，其本身就是反信任和反人性的。
在我的创业初期阶段，我和合伙人基于信任走到一起，为公司发展着想并付出十分的努力，我们之间似乎不需要管理。但随着公司人数增加，10人、30人以及更多的时候，发现如果只基于信任，很多事情难以推动。
此时就需要引入管理的概念，而管理本身是需要成本的。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管理成本就会变得越来越高，有可能成为企业的一种负担。
我更加渴望了解的是，有没有一种管理或者是术与道，使人在不信任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尊重和 /span>
从整个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不同文化背景下管理所需解决的问题不同，东西方管理模式存在差异。为什么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日本会有独树一帜的管理模式?而我们中国运用的又是怎样的管理模式?
老师高屋建瓴式的讲解，解决了我心中关于管理的很多困惑，犹如醍醐灌顶。
我是理工科出身，信奉科学与效率，在工作中接触较多的是项目管理，有成熟的管理体系和工具。在创业过程中也学习了如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学习了美国的德鲁克、日本的稻盛和夫、还有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等，很多时候都是需要用到什么学什么。感觉他们说的都对，但自己实际应用又总会出现问题。
直到听了组织行为学老师的课程，听他从文化角度来分析管理的历史，我终于捋清了头绪，并能够更加全面且体系化地看待管理类问题。
02
我的理解
现在，我把我对管理的理解简单总结如下：
首先是古典管理阶段。这一阶段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效率，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分工与协作是提高效率的主要方式，而人这一时期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被当作无差异、可替代的资源进行管理的。如何能使协作更高效，是管理主要思考的问题。
而在这一阶段，经济效应比较强。管理对于企业而言，只是企业活动中(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和管理)的一部分，管理的主要活动包括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注重的是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与纪律性。
其次，是行为科学阶段。随着非经济因素的加强，在企业里人不仅仅是“经济人”，而变成了“复杂人”，人会有不同的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动机。
以往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环境里靠规章与制度把人当作无差别资源的管理模式出现了危机，新型的管理与领导更重视如何提高工人的满足感，激发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
最后，到了现代管理阶段。管理学出现了各种管理学派，有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经验学派(德鲁克)、系统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卢丹斯)、管理科学学派等。
其中提到，组织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协作系统，正是这些人的行为和活动构成了一个社会性的系统。现代企业活动大多数已经分化成两个部分。技术(业务)与管理，随着企业生命周期进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对二者进行不同比重的划分。如在企业的初始阶段重技术(业务)、轻管理，而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逐步增加管理的比重。
那么，问题来了，那么多管理学派和管理思想，随着不同管理阶段对于“管理”认知的变化，在我们具体的实践中如何去选择和应用呢?我想这个可以用课程中印象最深刻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来回答，那就是对这些管理模式基于文化的深刻剖析带来的解惑释疑。
所谓文化不同，注重点不同，那么管理模式也就不同。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便形成了具有地域性差别的管理模式。
比如东方文化，中国和日本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中国人。中国人除了信奉儒家文化外，还信奉道(道家)与释(佛家)，所以中国人很多时候表现的更像是一个矛盾综合体。
儒家，因为古代统治阶级的需要，更像是一个政治宗教，强调纪律、等级、秩序和集体，提倡有为;道教，是唯一发源于中国、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主张尊道贵德，效法自然，强调清净无为，服务于个人，也更加强调个人。
这就不难理解所谓“对外示儒”，是为了社会接受;“内尊老黄”，是为了个人诉求。而释(佛家)，在历史上随着统治阶层的需要，其发展也逐渐偏向于儒家化、世俗化。
西方，以美国为代表，主要信奉基督教，既塑造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培养了西方人的心理习惯。基督教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表现为对个人财富、权利、智慧的尊重。也正是这种价值观激励着个体的进步从而带动了整个西方的进步。
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带来了管理模式上的差异。日式管理由于深受儒家文化(集体概念)影响，其更强调集体或团队，如终身雇佣(重资历)，团队文化(阿米巴)，强调精神与文化的力量(稻盛和夫，《心法》)。
而西方代表的美式管理更注重的是制度、流程、绩效以及责任到个人。这些正是因为深植于西方文化中对个人的自由观、平等观的强调，因个人主义而带来效率上的降低，所以西方管理更多的是解决关于效率的问题。
文化不同，还带来价值观的不同，价值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待事物的“标准”上。
在西方，尊重法制精神，其处理问题的方式主要讲求“法”，合法即可，有很强的刚性;由于中国人深受儒、道、释等多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办事及处理问题则讲究“合情、合理、合法”，而有时候一些事情可能合情合理不合法，合法合理不合情，合情合法不合理，所以处理起来最终是“平衡”(中庸之道)，因此具有很大弹性。
正是由于这种“平衡”和“弹性”，常常带来组织在执行力上出现偏差。因此，最近的二三十年里，中国一直在学习美式管理(科学管理)。那是不是我们的中国式管理就一无是处呢?
在组织中，尤其是在企业里，追求的目标是多、快、好、省。而快(效率，Time)，好(质量，Quality)，省(成本，Cost)正是管理中所关注的三个重要维度。
但现实中往往不可兼得，关注质量则可能增加成本，关注成本则有可能降低质量，而关注效率虽可减少成本但也有可能降低质量。
综观我们所讨论的中西方管理模式，可以看出美式管理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关注的是T;日式管理解决的是质量问题，更多关注的是Q;而目前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往往并不是效率(T)问题(反而有可能是优势)，而是质量(Q)问题。而好的管理并非是只关注效率、质量或成本中的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花最少的成本、用最少的时间完成最好的质量，所以很多人讲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在实际工作中，管理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种权变或平衡。当大家看到“平衡”二字时，想必就知道了答案，这正是中国人所擅长的。
平衡和适应性(敏捷性)正是当今企业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所需要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了世界，也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带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也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生命力。
我们在学习其他国家管理模式的同时，不必对自己的管理模式或文化弃如敝屣。中西方面临的问题不同，解法自然也不同。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
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正视自身的缺点与劣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管理模式在具体的问题中能不能起到作用，要看具体实践(效果)而非特定的方法(模式)。
在中国这样大的社会环境背景中，需要我们认同与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将管理深植于自身文化的根基之中，更需要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相信未来在管理科学领域，中国式管理必定会大放异彩。
(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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