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家竞争力的研究有着浩瀚的文献体系。
例如，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是基于对不同国家103项指标的分析得出的结果，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年度世界竞争力排名包含了334项竞争力指标的综合评估。
项兵，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哈佛大学Bishop Lawrence教席校级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衡量一国竞争力的“钻石模型”，其中考量了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等因素。
PEST模型则是从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ic)、社会(Society)、技术(Technology)四个方面来分析宏观环境的一种方法。上述理论和方法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而本文将从一种新的维度切入，观察各大经济体之间的全球竞争力。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种能力来观察估测一个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这三种能力指：
第一，实体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获利能力(“赚钱能力”)
第二，金融机构在全球管理财富及转移财富的能力(“偷钱能力”)
第三，国家在全球依靠军事力量捍卫并拓展其全球经济、地缘政治等战略利益的能力(“抢钱能力”)
美国是全球目前唯一一个同时具备这三种能力的国家。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发展格局变为“一超多强”，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迄今已有30年。
美国在全球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其能力必有一些独到之处。美国在这三种能力的打造、维系及引领上独步全球，这三种能力是美国维系其守成大国及全球霸权的一个基石。
企业的全球挣钱能力
美国企业整体而言在全球的挣钱能力可谓首屈一指。
2020年世界500强最赚钱的50家公司中，美国企业占25家，包括伯克希尔-哈撒韦(沃伦·巴菲特创建的投资控股公司)、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摩根大通、强生、辉瑞、迪士尼等多家全球知名企业。
二战之后，随着国际贸易及投资的发展以及信息及通信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的增长势头迅猛。跨国企业通过在全球供应链布局与优化来降本增效，同时，通过开发全球市场以攫取更多销售收入及利润。
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依靠资金、技术、品牌、人才、渠道、管理和营销能力等延伸到全球领域。
2020年BrandZ上榜的最具价值全球品牌100强企业当中，美国企业有51家，超过50%，中国有17家，位居第二。
虽然2020年中国企业(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区)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所占席位首次超过了美国，不过在企业的盈利能力尤其是国际及全球市场盈利能力方面仍逊一筹。绝大部分的入选中国企业销售收入主要是来自中国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尤其是西方主流国家及市场的销售收入占比比较小。
2020年《财富》500强企业当中最赚钱的50家企业里，中国企业有11家，而这些企业的国际业务收入比例仍然很有限。
观察2019年境外及其他地区营收占比情况，排在《财富》500强最赚钱的中国企业首位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占15%左右;中国银行为6.3%;腾讯为4.4%。
相对而言，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名第49位的华为境外业务收入比例比较高，达到34%左右。这在入选的中国企业中实属少见。
美国企业海外市场贡献的收入及整体净资产回报率等方面比中国企业仍有较大的优势。
《财富》2021年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榜单显示，苹果、亚马逊和微软这三家美国公司占据了前三位，其中苹果公司已经连续14年位居榜首，而中国企业却未能进入全明星榜(50强)。这份榜单是《财富》杂志与光辉国际基于对大约3800名企业高管、董事和分析师的调查得出的结果。
企业拥有全球领先的赚钱实力的原因涉及很多方面，包括宏观政策环境、国家基础研究的投入与积累、企业群体机构、企业治理体系的成熟及企业管理基础设施的完善、企业全球化的历史与经验、企业家及企业领军人物的全球视野阅历和经历、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大学等教育体系对人才的培养等各方面因素。
文中将对这当中值得关注的影响企业全球挣钱能力的两大企业要素进行初步探讨：一是企业“大风流”引领式创新能力，二是企业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引领式创新能力
美国企业之所以能够跨国运营并从全球市场当中获取比较丰厚的利润，首先与其创新能力是分不开的。
美国企业的创新涵盖面非常之广，包括企业群体结构、企业治理、科技、商业模式、金融、管理理论及理念等方面。
美国在创新方面所独享的能力可能集中体现在笔者所称的“大风流”创新，即引领式的、原创的、开辟新行业及新赛道的、可以被全球复制借鉴、并具有全球相关性及影响力的创新。
美国在近几十年实现“大风流”创新的公司包括早期的思科、英特尔及微软，后来的谷歌、苹果、亚马逊、Facebook、优步、爱彼迎(Airbnb)、奈飞等。
正是这种“大风流”创新，推动了一大批有着跨国挣钱能力的全球企业的诞生，不仅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和经济体系，产生了一批新行业，甚至影响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
在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领域研究投入上，美国保持着全球领先地位。
英国研究机构Tech Nation的报告显示，在新兴科技的投资上， 2015-2020年美国总投资约为400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以谷歌、Facebook、微软、亚马逊和英特尔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均建立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并在全球展开收购与布局。
根据CB Insights 2021年6月的统计，全球704家独角兽企业当中，美国以371家拔得头筹，超过半壁江山。中国上榜的独角兽企业为138家，紧随其后，占据约20%份额。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及面向未来的经济颠覆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不断创新驱动的新生代颠覆力量给美国经济与企业注入了活力，这是美国企业长期保持着全球赚钱能力的一个基石。
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美国企业的全球盈利能力也源自其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首先是对全球人力资源的整合能力。
以移民企业家为例，长期以来，一直是推动美国商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New American Economy 2020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在美国《财富》500强企业中，约44%的企业是由移民或其子女创立的，包括家喻户晓的苹果和Costco等。
这221家移民创立的“新美国人公司”于2019财年贡献的收入高达6.3万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和英国)全国的GDP数额。
在美国《财富》500强公司中，有超过10%的CEO是在国外出生的。一些最具标志性的美国品牌，如微软、谷歌、百事可乐等，都由外国出生的CEO领导。
这些CEO们不仅来自欧洲，而且来自印度、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古巴和以色列等多个国家。
美国是全球精英留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首选地区。
美国国际学生在2019-2020学年的数量超过100万人。即使受到疫情影响，2019-2020学年，国际学生仍为美国经济贡献了387亿美元。美国拥有世界最多顶级大学。在泰晤士全球大学综合排名(2020)中，前10位美国占据了7席。
这些毕业生为美国的人才市场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鲜的精英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了帮助美国大企业吸引和筛选全球精英人才的平台。
近年来美国企业当中印裔CEO比例不断上升，他们当中不少人出生于印度，之后通过赴英美大学深造，成为欧美知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
美国企业能够实现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企业群体结构的独特性。
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程度，可将企业大致分为三类：家族型(A类)、现代企业制度型(B类)和国有型(C类)。
美国企业以“A类+B类”为主导。在现代企业制度下，B类企业管理权与所有权有效分离，要维系这样的体系有序运转，需要公司治理结构开放和透明，需要一整套相对成熟、独立的法律制度体系和充分的信息披露机制。例如，美国通用电气、百事可乐、IBM、花旗、谷歌、苹果等一批知名跨国公司都是B类企业的典型代表。
B类企业的开放与包容性相对于A类及C类企业是有优势的。一批B类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提升了美国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特别是对全球高端管理与科技人才的整合能力。
管理财富及转移财富的能力
凭借美元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美国在管理全球财富以及转移全球财富上也是独步全球。
首先，在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在外汇储备中占比超过60%，用于国际贸易结算的比例超过86%，享受着各种特权。
例如，美国的企业或个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中，都可直接使用本国货币，既节省了货币兑换成本，又规避了汇率波动风险。
美元的特权地位及其金融体系的影响力，使得美国在维护其霸主地位、遏制其他经济体崛起及全球财富转移中拥有主动权。
2014年为遏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势力扩张，美国针对俄罗斯个人和企业启动金融制裁，对7名俄官员与17家实体在美资产进行冻结，共计1.56亿美元;对俄罗斯国防、金融和能源行业发布中长期融资禁令;美国VISA卡和万事达卡两家公司停止向俄罗斯银行客户提供支付结算服务。
金融战导致美元兑卢布汇率从2013年底1∶33到2015年1月1∶85，卢布贬值高达56%。2014年俄罗斯损失1030亿美元外汇储备，缩水达27%。俄罗斯央行公布2014年上半年有接近75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而欧央行于2014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实际的资本外流规模估计已达2220亿美元 。
美元的优越地位也有利于美国通过印钞票的方式来解决本国遇到的危机。
过去一年，由于疫情的蔓延，GDP下滑，失业人数上升，美国开启了印钞机模式。自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其先后批准的纾困总金额高达5.7万亿美元 ，高于日本2019年全年GDP总额。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确立了美元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尽管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而美元霸权地位并未动摇，一直延续至今。这当中有美国政府的运作和推动，也包含着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美国有着全球最具流动性的国债市场，这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债务融资。
截至2021年5月5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达到28.2万亿美元的规模，比一年之前上升了3.2万亿美元。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持有者中，外国持有者占比高达25.5%(主要是外国央行)，其中中国(大陆)是美国外债的第二大持有者，约持有1.1万亿美元，占比3.9%。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拍卖发行20年期债券时，发行债券的总额为200亿美元，而投标额却超过500亿美元。
为何投资者热衷于持有美国外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国债的信用和流动性。
自从创立以来，美国政府严格地执行了按月付息和到期还本的承诺，这使得美国国债在全球拥有了极高的信用。在投资界眼中，它稳定可靠、收益相对不错，且易于流通。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高潮时，资本纷纷从各类金融产品上撤出，但却有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国债市场，因为市场相信在这样一个危局中，美国国债被认为是最可信赖的产品。
管理全球财富的金融机构
接下来看看美国金融机构在管理全球财富上所发挥的作用。
二战后，基于庞大的产业市场、成熟有深度的金融市场和规则清晰的商业环境，并在法制、透明与有效监管的基石上，美国的金融机构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推动了金融集团的形成。
美国的大型金融集团在全球管理着数量庞大的金融资产，并通过新型多样的金融工具吸引和转移了世界各地的资金。
来自全球的众多企业和个人愿意把财富交给美国的金融机构来管理，典型的代表如摩根大通公司：
其业务板块包括投资和企业银行、环球企业支付、市场业务、销售和研究、证券服务、商业银行以及资产管理等，业务遍及60多个国家，在全球有5000多个分支机构 。2020全年，摩根大通营收为1195亿美元，净利润达291亿美元 。其收入的22%左右来自国际市场。摩根大通的公司和投资银行业务连续多年排名全球领先，并与全球主要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建立了业务关系，保障了资金的流入。
从摩根大通的例子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中国还在做世界工厂的时候，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银行。美国为全球富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并从中获得了不菲的佣金。
美国资产管理行业带来的收入，特别是管理费，在1980至2007年期间增长额达到GDP的2.2个百分点，占其整体金融行业收入增长的1/3以上。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说，美国无疑已经占领了附加值最高的那部分领域。
“抢钱”能力
论“抢钱”的能力，美国在全球目前无人能及。
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一面可以捍卫其全球经济和金融利益，一面为其在全球“抢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美国担负着世界警察的角色，而且美国也有实力做到这一点。
2020年美国军费开支达到7780亿美元左右，为全球第一，占GDP3.7%，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根据美国国防部2018年12月公布的“军事基地结构报告”(Base Structure Report，简称BSR)，美军海外基地的数量已经从鼎盛时期的1000多个裁撤至514个，但依然是世界上海外军事基地最多的国家。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有着卓越的海上军事输送与作战能力。早在1986年，美国政府就制定了控制16个海上咽喉航道的计划。美国的现役核动力航空母舰有11艘，在建2艘，2艘下了订单，还有5艘处于筹备当中。
同时，美国也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空中力量。截至2019年12月，美国军用飞机总数达13300架，占世界军用飞机总数的25% 。美国太空军(United States Space Force)于2019年12月20日正式成为美军的独立机构。美国掌握着太空的制天权，这其中的目的就包括提供联合作战所需的先进太空能力，及震慑和挫败对手对太空的恶意利用 。
美国的军方采购对于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及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早期美国电子、计算机和飞机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就是军事采购。
从1948年到1957年，美国军方承担了贝尔实验室晶体管研究费用的38%。美国波音公司拿到美国空军的采购合同，为B-52轰炸机研制军用喷气式空中加油机，在此之后，世界第一架喷气式民航客机——波音707才得以诞生。
美国把军民融合定位为国家战略，并通过政策性法规引导军民融合发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作为一个经济及地缘政治利益遍布全球的国家，美国消费着中东的石油、亚洲的制成品，其产品也销往世界各地，其经济命脉与全球市场体系密切相关。
成为超级大国之后，美国利用“抢钱”能力在全球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和作为。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及参与了世界各地局部性的一系列战争，对于其占据地缘优势、夺取资源、开拓市场、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欧盟与日本的三种能力观察
通过上述“三种能力”思维体系，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全球唯一三种能力兼备的国家，这是支撑美国全球霸权的一个核心支点。
与之相比，欧盟有一批实体企业可以在全球赚钱，也拥有一批世界级金融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全球财富和进行财富转移，然而，因为北约实际上是美国领导与指挥，欧盟应该具备“赚钱”和“偷钱”能力，但是不具备“抢钱”的能力。
日本拥有一批实体企业能在全球赚钱，但其金融机构匮乏全球管理财富及转移财富的能力(20世纪日本泡沫经济爆破时，可能还被“偷”过)，日本宪法的限制以及有限的军事力量也使得日本不具备“抢钱”的能力。
“三种能力”的框架也有助于我们从新的维度来看一下中国多年以来的巨大进步和存在的差距。
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202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达到17.9万亿元，占全球出口比重接近15%，而美国名列第二，占比为8.1%。同时，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达到了31.3万亿元，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20年版“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从“赚钱”能力上看，我国在主流行业和国外主流市场(例如欧美和日本)中能够实现交叉突破、在全球具有比较强获利能力的企业迄今为止仍然不多，华为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代表，而华为正遭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打压和排挤。
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培养一批可以在给员工世界级待遇的同时又可以给股东带来世界级回报，并在全球主流行业和主流市场中可以获利的世界级企业，这对于我们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实现共同富裕都是个必要条件。
从“偷钱”能力上看，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对外开放，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要被“偷”。
我国金融机构财富管理能力一直在不断提升，但管理全球财富的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需要培育一批能够让全球企业和财富高净值人群愿意把其财富和资金托付给我们中国的世界级金融机构。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环境美化，逐步吸引更多国外的高级人才来中国工作，吸引更多的全球精英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以及吸引更多国外的富豪移民选择到中国定居。
在“抢钱”能力方面，我们首先要具备必要的自卫能力，做到不被“抢”。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际，这“三种能力”的思维框架或许能够为中国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新角度、新思路。这三种能力的修炼，对于探讨提升中国国家及企业层面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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