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内卷”(Involution)的社会，从被算法支配的外卖骑手到金融从业者、互联网员工、高校教师，乃至校园里的学生们，几乎所有人都在像上足马力的机器，为了各种指标而奔忙，希望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一串靓丽的“数目字”。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建峰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文指出，内卷竞争的特点是总体上的无效投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自生自发秩序”，隐含着一个悖论结构——竞争驱使人们努力工作，但当人们在这一体系之中身心俱疲之时，不愿工作、不愿消费甚至不愿生育，支撑这一经济系统运转的动力将会自我耗竭，这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循环，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囚徒困境”。要想突破“工作陷阱”或“生存困境”，需要两个层面的改进：第一是“观念-教育”层面上的，第二是“经济-法治”层面的。
1930年，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在马德里做过一次“展望未来”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凯恩斯预计到2030年，人们的每周工作时间将缩减至15小时，到那时，人们将拥有大量的闲暇时光。其实，这不是凯恩斯一个人的特殊意见，从马克思到约翰·密尔，古典经济学家们大多持有与凯恩斯类似的想法，并且，新古典经济学也可以推导出相似的结论，“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意味着随着工资不断提高，劳动供给量有先升后降的规律。但时至今日，智者们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而今，人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内卷”(Involution)的社会，从被算法支配的外卖骑手到金融从业者、互联网员工、高校教师，乃至校园里的学生们，几乎所有人都在像上足马力的机器，为了各种指标而奔忙，希望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一串靓丽的“数目字”，似乎，生命的意义就在这里。
或许，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我们更容易理解工作与闲暇的“互补对生”的意义。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初民社会是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社会，大部分原始人每天只需要“工作”两三个小时。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类的闲暇时间开始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也出
然而，过度的忙碌，特别是整个社会如果形成了一种汲汲皇皇的焦虑氛围，那么，人们就像绷得过紧的琴弦，再也无法放松下来。如果人们在度假时还在考虑着完成工作业绩，或者连度假本身都成了一种奢望，那么，恋爱、育儿、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自然也会被侵占、压缩或彻底省略。工作与闲暇如阴阳之并生共在的互补结构，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具有丰沛意义的生活秩序，也就荡然无存。
为什么现代社会难以避免以“内卷”为特征的恶性竞争?内卷竞争的特点是总体上的无效投入。在“赢家通吃”或“末位淘汰”的格局下，不断增加投入是纳什均衡中的占优策略，亦即无论别人是否努力，我都要比别人努力多一点点，甚至，我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赢，而是害怕成为被淘汰的最后一名。这一简单的规则使所有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努力程度推到极限。由此“自顾不暇”的激烈竞争与严格的数目字管理，又带来高度的同质化。比如，作为高校教师，我审阅论文时会发现，由于对“规范”和“标准”的严格强调，以及审核流程的日趋严密，我们的学生论文当中显示不出任何个性。高等教育在日常规训中，就将学生的棱角打磨平了。标准化的“人才生产”，导致所有的人都是可替代的，衡量人的唯一手段就是数目字。最近所流行的“35岁危机”或“40岁危机”也是如此，无论是程序员还是品牌经理，他们的“经验积累”只是不断的重复既有工作——尽管看上去有各种变化，但实质上并没有创造性的提升。于是，当身体更健康、家事负担暂时较轻的“新人”进入职场的时候，“旧人”会被轻易地替代。因为在人力资源部门的眼里，无论“新人”还是“旧人”都只是完成某个量化指标的生产要素，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他们也从没有被教育成内在丰富而有个性的人——个性与棱角，在现代工作场域下，并不是值得夸耀的特征。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自生自发秩序”，隐含着一个悖论结构——竞争驱使人们努力工作，但当人们在这一体系之中身心俱疲之时，不愿工作、不愿消费甚至不愿生育，支撑这一经济系统运转的动力将会自我耗竭，这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循环，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囚徒困境”。在这种现实考虑之外，反对恶性竞争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梁漱溟先生说，人生需要经过“逐求”“厌离”“郑重”的三阶段，由对物欲的逐求，转入厌离世间，再转入“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自觉而尽力量地生活”的郑重之态度。汉娜·阿伦特认为现代社会是“不思”的社会，呼吁我们“停下来思考”(Stop to Think)。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指出，在自我构建的历程中，我们需要达到完整、理性与正直。爱尔兰哲学家布莱恩·奥康纳则提出了“闲散即自由”的命题。虽然哲学家们的立场各异，但毫无疑问，充满压力的繁忙生活，把“自我超越”“自我塑造”的主动过程，彻底变为“拖着走”的被动人生，变成了对纷至沓来的外在目标的疲惫应付。这种生活方式，降低了人的自主努力以“成就自我”的可能性。现代丰裕社会本应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人们欲为自我而不得，这是更普遍的生存困境。
要想突破“工作陷阱”或“生存困境”，大约需要两个层面的改进。第一是“观念-教育”层面上的，东方文化存在着崇尚勤劳的“文化基因”，从中国到日本、新加坡，东亚文明的成就有目共睹，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生活的可能性是无限丰富的，我们的直觉、想象、潜意识变幻多姿，如海洋般无穷无尽，但“在竞争中出人头地”的欲望，使得这些“可能生活”无法实现，所有人都挤在一条狭窄的赛道上，最终多数人必然是失败者。我们有必要破除单一化的成功观，并将此理念贯彻到教育之中。教育是“马拉松赛跑”，局部领先不等于最后领先，更不等于未来的成就。目前的这种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层层加压的教育，包含着极大的偏误。我们固然不可能一下子废除“高考指挥棒”，但至少在小学或初中，要尽可能保障孩子们享受一个多姿多彩、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
第二个是“经济-法治”层面的。在经济制度方面，需要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使得收入较低者不至于陷入生活困境。在法治层面，则需要贯彻和落实劳动法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每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加班累计不得超过36小时。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的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签订条件。《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则规定了劳动者的带薪休假制度。这些合理的规定，需要更为严格的执行，另外，还需要提高加班工资补助、失业救济金，提高法律援助的可获得性等等，使劳动者可以在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下，提供高质量的、创造性的劳动，享受必要的闲暇和休息。
奥地利经济学的信奉者，或许会认为这样的建议是“何不食肉糜”式的主观臆想，我们应该信赖的，是劳动力市场所形成的“自发秩序”。然而，自发秩序有可能落入路径依赖的陷阱，而劳动保障的制度安排存在多个可能均衡，自主自觉的制度选择将影响社会落入的均衡点。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调节与福利社会的“混合经济”，其混合的“比例”与“分寸”，则需要明智而渐进的社会选择——表现为立法与法律的实施。随着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中国经济进入了消费驱动的时代，而没有闲暇就没有持续的高质量消费;同时，中国也需要更多的创新，而如果所有人都在高度的紧张压力之下，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是很难发挥释放出来的。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里曾抱怨当时中国的书籍排版很少有空白，满是密密麻麻的黑字，教科书里也少有笑话逸闻，尽是呆板严肃的叙述，他说，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满抱了不留余地之心的时候，其未来恐怕是可虑的。“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当代社会的人们，在不懈奋斗的同时，也应当葆有一份闲逸冲淡之心性。更重要的是，社会也应当发展出容纳闲暇的制度保障，为创造和孕育留出空间，这是一种需要政策制订者和公众共同思考的“留白”的艺术。
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1年第3期(总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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