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认为监管风险在未来五年很可能是最重要的风险。监管风险在中国的体现就是从8月份、9月份的时候开始的拉闸限电，就是在气候变化里面的监管所带来的市场风险。
在今年第十届领航中国年度盛典暨2021金融界智能金融国际论坛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融EMBA授课教授鞠建东分享了关于累进碳税的初步思考。
鞠建东首先分享到，气候变化的风险在金融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国际方面，纽约大学的Johannes Stroebel和Jeffrey Wurgler两位顶级专家对于861名专家学者进行采访，其中包括金融学者、金融界从业人员以及来自金融监管机构的专家，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他们提出了四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哪些气候风险最重要。专家学者表示，气候风险包括监管风险、物理风险、技术风险、法律风险和利益相关者风险。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专家学者一致的看法是，未来五年最重要的风险是监管风险。
鞠建东认为监管风险在未来五年很可能是最重要的风险。监管风险在中国的体现就是从8月份、9月份的时候开始的拉闸限电，就是在气候变化里面的监管所带来的市场风险。而且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专家学者的一致的看法认为监管风险很可能是未来五年在气候变化领域里面最重要的风险。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30年，大家认为未来30年可能物理风险是最重要的风险，比如说自然灾害等。
第二个问题是，资本市场对气候风险的定价是否准确。专家学者认为定价不充分的意见是压倒性的，并指出目前的资产价格并没有充分反映气候风险，市场对于气候、碳排放的定价太低。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折现气候风险。任何环保投资在当下都需要付出成本，而未来收益却是不确定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气候风险的实现与经济状况的相关性是正还是负?这决定了风险溢价的正负。专家们的看法是风险溢价和经济状况的关系不大。因为气候变化风险是一个长期的风险，而风险溢价本身通常都是短期的，短期的经济周期所带来的风险，和期货变化的长期风险之间的关系不大。有些专家认为环保投资的折现率，一般的估值是风险溢价是3%。
第四个问题，什么是促进气候变革的最有效的力量。鞠建东表示，环保是具有外部性的，仅仅依靠企业的自愿行为是不够的，向低碳经济迈进的过程中离不开来自金融利益相关者(包括银行和债权人、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非金融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和雇员)、政策机制(包括碳税、政府补贴、监管举措)的压力。在问卷调查中，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碳税是最有效的手段。
对于碳税的问题，鞠建东认为，促进环境变更有三个力量、三种手段。
第一是行政手段。行政手段在我国比较熟悉的例如发改委制定指标，然后开始一层层到各省、各市分解行政指标。行政指标容易造成运动式的减排、拉闸限电等。
第二是经济手段，主要是碳市场和碳税。我国的碳市场从2013年开始八省市试点，2021年7月开始运行。
我国目前免费发放的排放碳配额大概是40亿吨，欧盟的排放碳配额是20亿吨。但是目前中国的碳市场只是现货的配额，并没有期货。相对而言，欧盟的金融碳市场的金融产品更丰富，期货交易更活跃。换手率方面，中国碳市场的换手率大概是5%，欧盟的碳市场的换手率是400%，是中国的八十倍。价格方面，中国的碳价是大约是每吨50元人民币，欧盟的碳价是每吨50欧元，欧盟的碳价是中国的碳价的约7.6倍，几乎差一个汇率。即使是欧盟，刚才我们看到专家的这个回访也是认为探市场不应该是主要的工具，而应该是碳税。那么回到中国来看，我们的碳市场呢，还是有很多问题，包括配额怎么发放，怎么核算，如何定价等等。
鞠建东认为，参考国内其他要素市场发展状态，依赖碳市场助推碳中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国无论是采取拍卖的方法，还是采取免费发放的方法，谁来发、怎样公平合理的发放，以及在立法、量化、定价等方面都需要有长足的进步，市场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另外一个经济手段是碳税。所谓碳税就是对于碳排放征税，对每吨碳排放征税，不同产品税率会不同，例如每升汽油碳税2.9美分，每立方米天然气碳税2.3美分。
目前，在全球执行的情况来看，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新加坡已实施碳税，日本对石油、煤、天然气征税，印度与南非准备在2022年实施碳税，美国多次提出但尚未实施，英国和中国还没有实施。
随后，鞠建东分享了单一碳税的模型结果，单一的碳税，$50/吨，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50%;但是达到碳中和需要非常高的单一碳税，要降低碳排放80%，碳税需要超过$100/吨。并将在初始阶段，集中打击煤炭行业。因为在电力行业，煤炭发电可替代。但碳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约小于1%的GDP，并取决于碳税收入怎么应用，对GDP可能是正或负的影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恶化还是改善，也取决于碳税收入如何用。
此外，鞠建东还指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可能大大高于现行的碳税，有些理论计算甚至认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达到250美元每吨。
最后，鞠建东总结认为，行政手段、碳市场、碳税三个手段反映了中国的制度优势。碳税是经济手段，不是行政手段，但是通过政府的经济手段来推进碳中和的实现是最靠谱的。对于不同行业，碳税率应该不同;对于同一行业，排放密度越高的税率应该越高。此外，还应该惩罚污染和鼓励绿色并重，不仅要征税，而且绿色产业的还需要补贴，要兼顾增长与收入的分配。
来源：金融界网站
编辑：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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