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也是全球贸易环境风云变幻的一年。
近年来，全球贸易环境出现了恶化的趋势，世贸组织的终端解决机构陷入停摆，疫情的反复也给全球贸易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中欧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朱天接受了《时代周报》的专访，审视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并探寻了如何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寻找确定性。
朱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
副教务长
EMBA课程主任
1/ 贸易增长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最近的20年里，WTO对贸易全球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朱天：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因为中国在加入了WTO后贸易增长很快，同时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也很快，于是就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功劳归功到WTO身上。
要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WTO成员，在1995年WTO正式成立时就有一百多个成员，但大多数国家在WTO成立至今的20多年里，并没有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
虽然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的20年内经济增长飞快，2001年至2019年间GDP年均增长9%，居全球第一。但这也并不比加入WTO之前的20年更快——中国在1981年至2000年间GDP年均增长达9.9%，同样是全球第一。
事实上，WTO只是全球化的一个标志，而不是因为有了WTO，全球化和世界贸易才成为可能。因为世界各国都想扩大贸易，所以才会有1995年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贸组织(WTO)的升级。如果大家都不想扩大贸易，这些组织和机构也无能为力。世界上之所以还有很多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协定，就是因为WTO本身还不能满足各国进一步降低贸易障碍的要求。
过去40年可以说是全球化的40年，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从40年前不到40%提高到现在的60%，贸易总额比40年前更是大幅上升，但贸易全球化本身并不意味着全球的经济增长加速。
如果把过去40年分成两段来看，虽然全球化程度总体上不断加深，但在2000年后的20年，世界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并不比2000年前的20年更快，甚至还略有下降。
以墨西哥和中国为例，1980年墨西哥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10%，那时中国才6%。今天墨西哥这一比重已经达到40%，中国则略低于20%。墨西哥经济融入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不可谓不深，但是在过去40年里，墨西哥的GDP年增长速度仅是2.3%，比美国的2.7%还慢，与中国9.5%的增长率更是无法比拟。
《时代周报》：入世20年来，中国在经济和贸易发展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WTO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朱天：与自给自足相比，贸易通过互通有无和促进专业化分工，会增进一个国家的福祉。用经济学的术语说，贸易会扩大一个国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限制贸易到放开贸易，会带来一次性的经济扩张。但持续的贸易开放本身不会提高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因为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取决于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入世之前，每年中国都要和美国谈最惠国待遇，受制于它们，入世之后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另外，加入WTO也促进了中国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这些可能才是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意义，而不是增加了多少贸易额。
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出口占GDP的比重是20%，加入WTO五年后，迅速上升到36%，这可能与加入WTO有关，可以说是一次性的效应。自那以后，中国的出口占GDP比重基本上是一路下降，到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降到18%左右，回到了加入WTO前的水平，但是中国经济则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今非昔比。
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要归功于改革开放，而加入WTO只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不只是贸易本身，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带来了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中国通过学习借鉴这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从而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作为结果，贸易量自然也跟着增长。
因此，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
2/ 全球贸易环境还算不上受到了多大的破坏
《时代周报》：近年来全球贸易摩擦明显加剧，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了正常的贸易环境。随着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机制的停摆，你如何看待WTO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减弱?
朱天：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贸易都普遍出现萎缩，但2019年又回到了历史最高位。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曾达到最高峰值的30.7%，而2019年回到了30.5%。
因此，虽然近年来全球贸易纠纷频发，不少国家之间出现了贸易摩擦，但这只是局部性的，总体而言，全球贸易环境还算不上受到了多大的破坏。
事实上，即使是人们最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有限，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速也只是比2018年差了一点。而2021年前9个月，中国的货物贸易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了超过20%。
所以我们不必过分担忧WTO的作用减弱会带来多大影响，WTO不是唯一的选择。现在全球范围内有多个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去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还有我们正在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球贸易不会因为某些国家的行为、或者某个贸易组织的力量减弱而受到很大的冲击。
3/ 申请加入CPTPP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姿态
《时代周报》：今年9月，中国申请加入CPTPP，许多人将其评价为中国的二次入世。在你看来，中国还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和提升?一旦加入CPTPP，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外贸企业带来怎样的机遇?
朱天：我们最终能不能加入CPTPP，现在还不确定。但这背后更重要的是，申请加入CPTPP本身表明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姿态。因为要想加入CPTPP，就要在知识产权、对国有企业的待遇等方面实施更加严格的标准，比加入RCEP和WTO所要求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更高。
中国加入CPTPP需要该组织的每个成员都赞成，所以中国可能需根据情况做出一定的改变。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就要求地方政府在招标的时候不要歧视外资企业，这个也是一种改变。
我们不必过度纠结中国能不能加入，如果中国真的为了加入该协定而更加开放的话，我觉得这个姿态本身就对中国发展有好处。申请加入CPTPP，对内其实起到了推进或者倒逼改革的作用，对外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就像当初我们加入WTO，大家都很支持，也是因为一来可以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二来可以把中国的体制进一步理顺。
如果中国能够最终加入CPTPP，虽然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很有限，但对部分企业而言还是会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比如加入条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减少国有企业补贴，其实不止是外国企业，不少国内民营企业也希望能享有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
4/ 吸引外资的目的不是需要资本
《时代周报》：加入CPTPP能否为中国吸引更多的投资?
朱天：这里要强调一点，吸引直接投资其实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没有以往那么重要。
中国现在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总额听上去是很高的，但占中国GDP的比重也就1%多点，而中国在90年代中的时候，外资占比达到GDP的5%-6%，2010年时也有4%左右。但在过去十年里，外资占比逐年下降，疫情前的2019年已降至1.3%。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经济的吸引力下降了，而是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大、内资企业迅速进步的自然结果。
以日本为例，其开放程度应该不低，加入了各种不同的贸易协定，包括RCEP和CPTPP等，但是日本几乎没有多少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也几乎没有超过1%。另外，美国的外资占比过去二十年平均也不到2%，这是一个大国经济正常的水平。
对于中国来讲，吸引外资的目的不是需要资本，事实上中国的国内总储蓄大于国内总投资，早已经是资本净流出国。我们吸引的是项目，是希望外资能够带来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和好的管理方法，给相关的企业和行业带来所谓的「溢出效应」，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来源：《时代周报》，原文编辑：梁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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